截至2016年底，全球可再生能源發電(水電、風電和太陽能發電)裝機達到18.9億千瓦，約占全球總裝機容量的30.6%。其中，歐洲和東亞是可再生能源發展程度較高的兩個地區。

具體來看，歐洲可再生能源發展機制較為完善，各國之間形成了良好的電力互濟，發展成效明顯。截至2016年底，歐洲可再生能源裝機達4.54億千瓦，占歐洲總發電裝機的43%;2016年，歐洲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占總發電量的比重達到了30.2%，其中風電和太陽能發電合計占比13.2%。風電已經成為丹麥和西班牙的最大電源，占兩國用電量的比重分別為34%和21%;而借助于清潔電力，英國在2016年的碳排放量下降到了19世紀以來的最低水平。

中國已經成為當之無愧的世界可再生能源發展“冠軍”，到2016年底，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達到了5.58億千瓦，占全國總裝機的34%，接近全球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的30%;2016年，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占總發電量比重為25.3%，不過水電占據大頭，風電與太陽能發電以14%的裝機占比僅僅發送了5.3%的電量。中國遭遇了嚴重的棄風、棄光問題，2016年平均棄風率17%，平均棄光率20%左右。

面對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困局，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要“抓緊解決機制和技術問題，優先保障可再生能源發電上網，有效緩解棄水、棄風、棄光狀況”。具體如何落實，對比中國與歐洲的可再生能源發展現狀，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找到解決問題的有效發力點。

政策引導：變強補為溫補在歐洲，政府政策一方面在促進可再生能源發展，另一方面也在著力引導可再生能源的開發規劃進程，在控制發展節奏上拿捏得比較好。例如，德國政府制定的光伏發電扶持政策，很注重將中長期發展目標與年度計劃進行有效銜接，利用靈活的上網電價調整機制引導分布式光伏發電的發展。具體而言，德國會根據上一年度光伏發電新增裝機規模與年度計劃的匹配度，來確定下一年度上網電價的調整幅度，如果上一年新增規模超出年度計劃，便會增加上網電價的下調比例，反之則適當減少下調比例，從而確保光伏發電的有序增長。在2016年第四次進行可再生能源法案修訂時，德國將上網電價政策調整為招標制，以緩解綠色電力裝機的爆發式增長。在英國，已經形成的固定上網電價、可再生能源配額責任制和差價合同機制體系，可以針對不同規模的可再生能源發電采取不同的扶持措施;涉及范圍更廣的碳交易及碳價機制、應對氣候變化稅等政策，也已經與可再生能源政策形成了良好的互補。

相對來說，中國的可再生能源政策體系還處于逐步健全階段，這與中國可再生能源起步較晚有關系。1995～2003年左右，可再生能源處于起步期，扶持政策主要以推動產業發展和示范應用為主;2004～2014年左右，可再生能源進入快速發展期，政策轉為以激勵發展為主;2015年以來，可再生能源規模化發展態勢已現，政策轉向注重引導產業的健康有序發展。

目前，我國仍然在采用固定上網電價的補貼方式推動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這種“一味藥材”強補的模式，對于推動產業起步與快速擴容效用明顯，但也帶來了國家補貼壓力大、可再生能源參與市場競爭的積極性不足等副作用。未來有必要進一步豐富“藥方”，變強補為溫補，既重視統籌規劃，給予可再生能源必要的成長空間，也要對產業進行約束和引導，更多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促進競爭、降低成本、優化布局、激勵消納，保證高質量發展。當前，隨著綠色證書交易機制的推出，可再生能源配額制進入籌劃階段，這種政策演變趨勢正在顯現。

系統協調：源網荷一個都不能少電力系統的結構和運行協調程度，會對可再生能源發展形成剛性約束，因此歐洲一直非常重視電力系統的靈活性，從電源、電網和負荷三方面著手，提高可再生能源發電的并網與消納能力。在電源側，火電機組靈活性提升技術得到了廣泛應用，靈活電源比重普遍較高。德國、丹麥、西班牙、英國等國的靈活調節電源與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的配比分別為44%、43%、140%和190%。電網側，歐洲已經建成跨國輸電線路超過350條，總輸電容量達到歐洲最大負荷的17%;風電大國丹麥向周邊國家的輸電能力是該國風電裝機容量的1.6倍，當風電大發時，可以很方便地利用跨國市場消納富余電力。2016年12月，歐洲輸電運營商聯盟發布兩年一度的“十年電網發展規劃”，明確提出未來即便需求響應、儲能等技術快速發展，仍需要建設更大規模、更遠距離的電力輸送網絡，以滿足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發展需要。負荷側，借助于完善的電力市場，各國普遍開展了需求側響應，吸引客戶在高峰時段減少用電以維持系統平衡;積極支持儲能發展，提高電網的適應能力。

中國在電源、電網、負荷的結構與協調方面與歐洲相比尚存在較大差距。電源側的靈活調節電源比重偏低，導致系統調峰能力嚴重不足。其中，抽蓄、燃氣等電源比重僅為6%，火電調峰能力只有50%左右，而且在棄風、棄光嚴重的“三北”地區，供熱機組占比超過40%，調節能力僅為20%。電網側，西北電網和東北電網電力外送能力只有當地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的27%和12%左右，外送通道不足和現有部分通道利用率不高的問題同時存在，難言在更大范圍內消納可再生能源。在負荷側，促進需求側響應的價格機制不完善，需求側資源開發利用程度也較低。

市場機制：低成本消納方案扶持政策更多的是解決可再生能源經濟性問題，電網系統的優化為可再生能源消納提供了可能性，不過要想低成本地解決消納難題，最終還要依靠市場機制。歐洲各國普遍采用中長期市場、現貨市場、平衡市場等相結合的市場模式，電力市場相對成熟，多級市場協調配合，有力地促進了可再生能源電力的消納。更為重要的是，歐盟著力推進統一電力市場的建設，各國對于可再生能源在市場機制下的跨國自由流動持普遍支持態度，目前已有13家輸電系統運營商實現了日前市場的聯合出清，范圍覆蓋英國、丹麥等15個國家，該區域用電量達到歐洲整體電力需求的75%。

在中國，自2015年電改9號文發布以來，電力市場建設提速，但現階段仍舊以中長期交易為主，短期靈活的交易模式尚未建立、機制還不健全，可再生能源發電邊際成本低的優勢還難以在市場中發揮出來。在煤電產能過剩的情況下，發電計劃的剛性執行部分地擠占了可再生能源優先發電的空間。而且，輔助服務補償機制也不完善，調峰所增加的成本無法有效補償，調峰積極性不高、能力也得不到充分發揮。可喜的是，經過政府部門、電網和發電企業的共同努力，解決棄風問題初見成效，今年一季度中國風電棄風率已降至16.4%。

綜合來看，在可再生能源發展領域，中國與歐洲存在多維度的差距，未來解決棄風、棄光問題，需要在健全相關政策體系、加強電力系統規劃及運行的協調性、進一步完善電力市場等方面做出更多努力。實際上，這些工作并不涉及技術難題，而是有很多制約技術發揮作用的體制機制需要打破，需要創新。

(作者系國網能源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