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若要解決城鎮化進程中出現的霧霾難題，我國需盡早盡快推動能源的轉型發展。

李克強總理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2017年要堅決打好藍天保衛戰，重點地區細顆粒物(PM2.5)濃度明顯下降。為了推動霧霾治理進程，總理提出要多管齊下：一要加快解決燃煤污染問題；二要全面推進污染源治理；三要強化機動車尾氣治理；四要有效應對重污染天氣；五要嚴格環境執法與督查問責。從總理的工作報告中不難看出，盡管霧霾的形成機理還有待于探究，但是霧霾的出現與能源有關并無爭議。究其根源而言，我國東部城市的霧霾圍城，主要源于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的超大規模消費。

從能源角度看，霧霾主要是“燒”出來的，燒煤和燒油貢獻了PM2.5的60%以上。為此，浙江大學環境與能源政策研究中心與公共管理學院聯合舉辦了“霧霾治理與能源轉型”學術研討會。來自高校、科研機構與產業界專家與學者就霧霾的成因與治理及能源轉型發展等議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霧霾的成因與出路

從科學角度看，霧霾的成因很復雜，學科之間的爭議頗大，各自的解決方案也大相徑庭。浙江大學谷保靜研究員認為氨的排放是造成我國PM2.5污染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通過比對我國PM2.5污染濃度和氨排放、二氧化硫以及氮氧化物分布圖，可以看出PM2.5與氨排放分布圖之間有著很高的重合度，這證明氨排放對于我國PM2.5有著重要的貢獻。這一發現的意義在于能為我國霧霾治理提供新思路，通過加強對氨排放的控制，有助于霧霾治理進入耗資較少、見效更快的新階段。

中化能源高級經濟師王海濱將霧霾成因歸咎為燃煤與燃油污染得不到有效控制。一來由于國內煤炭價格低，導致其老大地位難以撼動，但其污染物含量高，帶來了嚴重的環境污染。二來由于國內質次價廉的石油產品供應量大，導致市場上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局面。經濟問題自然需要經濟手段來解決：只有提高清潔能源的經濟競爭力，讓企業與民眾有足夠的動力參與煤炭與石油清潔化利用，才會有助于解決能源生產與消費帶來的嚴重霧霾問題。

針對霧霾治理，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趙勇強研究員認為，化石能源產生的問題可借助可再生能源來解決。得益于技術進步與成本降低，可再生能源已在規模化發展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盡管如此，要想達到1.5～2.0攝氏度的溫控目標，包括中國在內的龐大能源行業仍需全面轉型。為了實現我國政府制定的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非化石能源占比20%的目標，未來我國的能源行業亟須加快推動煤電機組轉化為靈活電源，以便為可再生能源發電的平穩運行提供保障。

盡管大家各有側重，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副研究員潛旭明認為，霧霾治理歸根結底還需要依賴科技的進步。為此，他介紹了美國能源部新能源創新項目管理經驗。該機構通過建立專家網絡，組織并促進了學界、私營企業與政府部門在技術研發上的合作。該項目組織管理模式靈活，從技術的設想、討論、評估、立項、執行到技術的市場應用轉換實行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這使其研究項目在技術研發的早期階段就能夠領先于國際同行。

大氣治理需要政治智慧

如果說霧霾的成因及出路還有層層迷霧需要專家去撥開的話，那么大氣治理議題恐怕更多的是考驗政治家的智慧。特朗普總統宣布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的舉動表明，氣候變化議題絕非僅是一個科學問題，如何應對全球變暖更多仰賴于政治家的智慧與決心。不幸的是，正如中國人民大學王克研究員所說的，多數國家在碳減排的言辭與行動上是有明顯落差的。如果以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情景數據庫為依據，目前各國碳減排方案與實現全球1.5～2.0攝氏度溫控目標之間仍有著巨大差距，這就要求各國總體溫室氣體排放量還應在已有目標基礎上縮減25%～40%。相較于中國，美國、歐盟、印度的減排方案與其應當實現的目標之間的差距更大，表明這些國家應提高目標，為全球減排擔負更多責任。

碳減排不僅考驗各國領導人，同樣也考驗地方政府官員。對此，浙江大學方愷研究員專注于探討區域碳排放權分配問題。對地方政府而言，碳排放權同樣是一種新型的發展權，其實質是環境公共產品的使用權。若能在碳排放權分配上有利于己，不僅有助于本地區完成中央政府層層分解的碳減排任務，而且也能夠為當地的未來發展爭取更大的空間。有鑒于此，如何有效分配各省市之間的碳排放初始配額，將是政府不得不面對的政治難題。

如果說碳排放權分配主要涉及各國政府及各國地方政府之間展開博弈的話，那么政府推行的大氣污染治理措施得當與否，更多的是考驗政府與民眾的政策目標取舍問題。這一點正如浙江大學沈永東研究員所指出的，如有必要，我國政府能夠在G20杭州峰會期間調動各種資源實現“G20藍”這一政策目標。盡管這種“G20藍”是不可持續的，但它留給了我們很多值得總結的經驗。如果我們可以有選擇性地運用G20期間采用的大氣治理手段，比如說倡導全民綠色出行，那么未來實現“G20藍”的常態化將不是奢望。

隨著霧霾的危害性日益顯現，公眾對霧霾問題也越來越關注，但這并不意味著霧霾越嚴重的地區公眾參與霧霾治理的意識越強烈。通過大規模問卷調查，浙江工業大學葉瑞克副教授發現，盡管公眾對如何治理霧霾普遍存在著認知不足的問題，但是他們對于霧霾治理的呼聲日漸高漲卻是真真切切的。如果說高收入、高學歷及中老年群體對于空氣質量更加關注的現象并沒有違背常識的話，那么公眾霧霾治理參與意識與當地霧霾嚴重程度呈現負相關的關系確實需要引起人們思考。

霧霾治理的政策兩難問題在交通領域體現得尤為明顯。為了降低汽車尾氣的排放，政府不得不在重污染天氣對機動車出行采取限制措施，由此導致了空氣質量與出行便捷成了魚和熊掌不可兼得。這種政策的兩難問題促使浙江大學的祝子航等人展開了研究。為此，課題組從環境有效性、成本有效性、分配公平性及制度可行性四個維度建立了指標體系，并且通過政策評估將其分為重要且緊急、重要而不緊急、不重要而緊急、不重要且不緊急這四大類，對政策實施優先度進行排序。在此基礎上，政府可以結合不同的情況推行不同政策，這有助于解決政策的兩難困境問題。

能源安全依賴國際合作

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能源開發與利用所產生的環境危害，我國政府有必要通過雙邊及多邊等方式加強與其他國家的合作，提升本國能源、經濟與環境目標的協同性。在雙邊領域，中央民族大學程春華副教授考察了中俄油氣合作。中俄油氣合作已經呈現出“縱橫交錯、雙管齊下”的特點，在上、中、下游均取得較好成績。中俄東線天然氣項目對我國霧霾治理十分有利，用天然氣替代煤炭可大幅減少污染物排放。不過，要想取得理想成果，中俄應加強戰略互信，共同改善能源投資環境。

在多邊領域，“一帶一路”倡議自然是焦點議題。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非常駐研究員余家豪博士指出，“一帶一路”倡議涵蓋外交、經濟與地緣政治議題，涉及大量能源投資項目。這些能源投資項目包含政策、貿易、金融及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能夠積極推動中國與沿線國家強化在能源領域的合作。此外，跨國能源投資項目能夠增強各國之間互聯互通，促進區域發展，這也有助于推動中國與周邊國家的能源合作機制的形成。對此，中國可以從基礎設施建設、產業鏈整合、金融系統、多邊機制四個方面推動中外能源合作。

不管是在多邊還是在雙邊領域，對外能源投資都會不可避免地遭遇海外投資風險問題。為了更好地展開海外投資風險評估，浙江大學環境與能源政策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王雙將海外投資風險細分為環境與技術風險、市場運營與金融風險、政策法律風險、社會運動與輿論風險以及政治風險。只有積極防范上述風險，才能有效維護能源企業的海外投資利益，確保我國能源安全利益。

在會議總結發言中，浙江大學副研究員周云亨強調能源安全觀念與能源轉型趨勢相互促進。與他國相比，中國的能源轉型更加迫切，這是因為中國的經濟規模大、增速快，能源貧困與能源產能過剩并存，并且飽受霧霾之苦。同馬斯洛需求層次類似，能源需求同樣存在著遞進層次，生存需求屬于最低層次，解決能源貧困問題后便有供應安全的擔憂，之后才會追求更清潔的能源。有鑒于此，我國只有消除能源貧困，降低能源供應不安全性，才能更好推進能源轉型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