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7日，是大亞灣核電工程開工30周年紀念日。我們轉載一篇曾深度參與大亞灣籌建的老領導的口述回憶，回顧這個世紀工程的歷史坎坷。

潘燕生，曾任廣東核電合營公司首任總經理，水電部核電局局長，華能發電公司首任總經理。1935年出生的潘燕生，解放前即參加革命，建國后投身電力行業，有豐富的外事工作經驗，從50年代隨團出訪德國開始，在不同部門任職時，先后前往日本、匈牙利、意大利、蘇聯等多個國家負責先進機組的引進工作，也曾外派越南進行電站援建工作。能說英、德、俄等多國語言，一生經歷豐富而傳奇。

1983年至1986年，潘燕生擔任水電部核電局局長，并擔任廣東核電合營公司總經理直至1986年。這期間，作為行業主管部門領導，又有著豐富的外事經驗，他深度參與了廣東核電合營公司談判和大亞灣三大合同談判。此后隨著核電主管部門調整，轉去華能任職。值此8月7日大亞灣核電工程開工三十周年之際，我們節選轉載此回憶，以表紀念。本文由潘燕生口述，小韓整理而成。

廣東核電站

為了籌備廣東核電站，我們在進行各種準備。此前在1982年，李鵬、葉選平等領導已經在國外考察了法國、英國、羅馬尼亞、芬蘭等很多國家。1983年5月，彭士祿去往法國考察，6月回國，根據此次考察的結果，回國討論定了三件大事：一是用法國的M310堆型，以格拉芙林核電站5、6號機組作為參考電站;二是定下來購買法馬通的技術，請他們做核島顧問;三是請阿爾斯通做常規島顧問。

在彭士祿從法國考察回來之后，廣東核電談判的大方向就定了下來，就是將采用法國技術。之所以選定法國，第一是因為在西方國家中，法國與中國關系比較友好;第二是因為當時法國核電發展得非常快，堆型也比較豐富，運行穩定。

關于廣東核電項目，廣東率先提出與香港合作建設核電站，提交給水電部，因此核電局也參與進行合營公司談判。1984年初，我前往深圳，與廣東電力局、香港中華電力進行合營公司的談判，這個談判也進行得非常艱苦。

談判過程中有一些條件是我們有異議的，比如合營公司的干部來自國內和香港，但是當時雙方同工不同酬，他們拿的是香港工資，我們拿的是大陸工資，同樣的工作雙方的工資可能相差接近百倍，比如彭士祿當時額定的工資是每月200多元，而香港方面管理層工資高達數萬元，懸殊很大。最后我們就把這一部分多的錢也依然領下來，但是留給合營公司作為獎勵的獎金。

還比如第三方的核責任，雖然雙方是合營公司，但是港方要求水電部擔保，也就意味著核事故的責任要水電部全部負責;另一方面，電站建設是向中國銀行借錢投資，水電部還需要對中國銀行進行反擔保，萬一中國銀行出現破產，水電部就需要用手中其他的電站資產來進行抵押。

還比如當時港方提出了核電與煤電要有比價期，由于港方本身擁有25%的股份，但是還將購買45%的電力，一共有70%的電力都輸送到香港，因此港方要求電站投產之后，購買核電的電價不能高于香港的火電電價。起初港方希望有20年的比價期，雙方在這個問題上談了很長時間，后來都做了讓步，達成了五年的比價期。

不過在后來實際投運的時候，由于電站本來設計的負荷因子是60%，但是運行得比較好，發電時負荷因子超過90%，因此除了剛開始投產比火電高一點，后來都比香港火電要低了。

還比如當時香港還沒有回歸，是英國殖民地，因此也涉及與英國的政治因素，需要有英國的支持。而英國希望項目采購英國設備，提出“多買多支持，少買少支持，不買不支持”，因此最終常規島的汽輪機是采購英國GEC生產的。這個技術當時對英國而言并不是成熟的技術，此前他們的汽輪機只有60萬千瓦，為廣東核電生產的90萬機組也是第一次。

整個談判是以廣東電力局為主，水電部參與的形式與中華電力進行談判，廣東電力局當時是獨立的，不屬于水電部領導，是廣東省委領導。當時以彭士祿為首，我們成立了廣東核電站籌建辦公室來負責籌建，與中華電力進行合營公司談判就是籌建辦的工作之一。最終合營公司中中方控股75%，中華電力控股25%，因此，董事會的主要人選都是來自中方。比如公司的董事長和總經理都是來自中方，副董事長和副總經理由港方擔任。工程部門和人事部門的負責人由中方擔任，港方在金融領域的經驗豐富，因此財務部門的負責人就由港方擔任。

貸款風波

在談判期間，彭士祿是水電部副部長，我是水電部核電局局長。1984年5月前后，通過高層決策，水電部內部曾經發過一個文，推薦彭士祿擔任成立之后的合營公司董事長，我擔任合營公司總經理，廣東電力局局長陳港擔任副董事長。這個人選決定是與廣東省、廣東電力局商量之后的結果，也得到了雙方的同意。

當時談判雖然還在進行之中，但是為了不延誤之后的工期，彭士祿在1984年3月15日就宣布了核電站的開工，率先做起了三通一平的施工。這個開工儀式非常簡單，沒有邀請任何領導，也沒有報告錢正英，只讓我去現場宣布了一下，連記者都沒有，事后在報紙上發了一個很小的消息。我認為彭士祿在整個廣核的項目過程中功不可沒，他是按照市場經濟的思維去辦事，也沒有事事向上匯報。

不過彭士祿最終沒有擔任合營公司總董事長，期間發生了兩件事情。其一是約旦商人貸款。

在合營公司談判期間，彭士祿的人脈比較廣，在香港有很多朋友，當時沖著核電站的大項目，就有投資者希望能夠參與進來提供貸款。所以就有人從中牽線搭橋，告訴彭士祿，有人愿意提供7.5億美元貸款來購買設備，并且貸款條件非常優惠。由于當時核電站的資金還未落實，彭士祿覺得這是個很好的爭取資金的機會，因此就單方面簽了一個協議，這個牽線而來的投資方是約旦的一家公司，家族有石油產業。當時正值改革開放前夕，彭士祿認為自己負責搞核電，有人能投資，當然是很好的事情。但是這個過程不符合程序規定。

協議是在香港簽署的，簽署之后約旦方面的代表就已經坐了專機來到北京，準備談進一步的合作。但是彭士祿簽署的時候還沒有上報，協議要求中國銀行擔保，而中行也毫不知情，不知該如何處理，因此往上匯報了這一情況。后來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召集李鵬、錢正英還有我等人去中南海開會，彭士祿沒有參加這次會議，最后叫停了這個貸款的項目。會后由我和水電部外事司司長譚艾信去向新華社香港分社澄清，這個貸款叫停。可能因為這個事情，彭士祿后來也失去了候補中央委員的資格。

另一件事情是，在1984年10月前后，曾經有一封信，是廣東當地的一位記者根據一些材料寫成，其中主要列出了一些彭士祿在廣核籌建辦的工作中的一些失誤，說明他不能夠擔任合營公司的董事長，不具備領導核電的能力。這封信當時送到我手上的時候是以中方五名領導聯名的名義，我不認可信中的內容，最后沒有在信上簽字。后來這封信轉到了李鵬辦公室主任李世忠那里。

再往后，李鵬先找我談話，明確彭士祿不在時，由我全面負責廣核籌建辦工作。后來又找彭士祿談話，請他回水電部主持核電工作，不再繼續在廣東前線直接負責廣核籌建辦的工作。到12月底，決定時任湖北省委副書記的王全國不再兼任政府職務，專心抓核電。到1985年1月18日簽訂合營合同時，王全國是合營公司董事長，我是合營公司總經理，昝云龍擔任合營公司總經理助理。

昝云龍之前在國防科工委，彭士祿去廣東籌建核電，帶了十員大將，排第一位的就是他。以我跟他共事的經驗，他的工作比較穩重，不輕易開口決定什么事情，但是說出來就都是板上釘釘，有板有眼。我那時候就覺得核電站早晚是他來接任，因為畢竟是核電站，我是電力部門出身，他是核工業出身，比我懂核，等核電站投運以后，主要的事情肯定要他來負責。他的職位是總經理助理，但是職務實際上相當于是負責核島部分的副總經理。

三大合同談判

合營公司成立之后，下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核島、常規島和BOP三大合同談判。成立合營公司之后，我們也學到了不少經驗，尤其是金融方面的談判以港方為主，給了我們很多幫助，比如我們跟銀行要寬限期，要利息資本化，資金運作走國際日期變更線來節約成本，這些都對公司的運作效益有很大好處。

三大合同的談判，相關的工作在合營公司籌建過程中就已經開始。三大合同的談判對象分別是法馬通、法國電力公司和英國GEC。1985年4月中旬，我們整理出了三大合同最終價格和貸款談判的方案和策略，當時我是談判團團長，談判團成員還包括昝云龍、沈健生、周展麟、郭天覺等，也有來自中華電力的杰克˙姬達等，價格最終談判是合營公司負責，貸款談判由中國銀行負責。

由于談判的對象已經確定，所以當時談判的主要任務就是壓價，“進門先砍一刀”。我們的談判是從1985年6月開始的，到1985年11月，第一輪在深圳談判，第二輪在北京談判。當時考慮的情況是，法馬通和GEC的核島與常規島合同數額大，國際上參考數據也比較多，因此是談判的重點，三大合同能否成交也主要取決于法馬通和GEC的總價。

由于這三個合同都已經準備了一年多，所以總的來說還是希望力爭完成，如果拖太久，我們也有資金損失。不過對于賣方來說，損失會更大，成交的利益也更大，而且一旦破裂，我們可以找其他賣家，但是賣方的損失就無法彌補。所以要盡量速戰速決，同時壓低價格，如果談不成，就延遲再來，還是不成，就重新招標。

整個談判過程，關于價格的反復談判非常多次，最后到1985年12月，李鵬帶著我們飛去法國，最后又壓了一下價格，到12月中旬，最終達成了協議。最終三大合同的基礎價是8.6億美元，而之前他們的報價是11.9億美元，一共壓價3.3億美元，壓價幅度27.7%。三大合同的談判，主要過程到此就結束了。

核工業部成為核電主管部門

到1986年，逐漸就是三大合同在正式簽署前的一些后續工作。由于核工業部還有30萬人，需要解決他們的生存問題，所以當時就有人提出之前水電部對水電站的管理模式，以灌溉為主的水電站歸水利口主管，以發電為主的水電站歸電力口主管，那么核電站是以核反應為主，因此應該由核工業部來主管。當時核工業部部長蔣心雄也提出由核工業部來管核電。

此前主管核電的李鵬已經升任國務院副總理，而水電部部長錢正英是水利部出身，所以水電部也沒有領導直接管著核電。所以，核電的主管部門就從水電部轉移到了核工業部，這個過程當時是非常順利的，沒有什么阻力，錢正英也同意，李鵬也同意，核工業部就更沒有意見。

核工業部管核電之后，水電部的核電局也就沒有必要存在了。彭士祿也從水電部副部長改任核工業部總工程師。核工業部當時有科技核電局，局長是馬福邦，這個局代替了水電部核電局的作用，接管合營公司的工作。我也不再擔任合營公司總經理，昝云龍接任我擔任總經理。水電部核電局里的人，愿意留下來的繼續在合營公司干核電，其他的人又回到了水電部。

這番改組之后，國家成立了華能發電公司，我去華能發電公司做總經理。當時秦山一期需要投資，雖然是核工業部主管，但是缺乏資金，國家計委通過煤代油辦公室的資金，以華能發電公司的名義來投資了秦山一期、秦山二期，華能發電公司成為了秦山一期、秦山二期最初的大股東。到1992年成立核總公司，秦山一期股份就全部劃給了核總公司，過了兩年，秦山二期中華能發電公司的股份也劃給了核總公司，華能不再持有秦山的股份。

這些就是我在核電局的主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