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5～6日，“未來能源大會(FEC2019)暨第十五屆中國能源戰略投資論壇”在北京中奧馬哥孛羅大酒店召開。本次未來能源大會匯集了國內外、中科院、工程院院士專家，共同探討"傳統能源"向"未來能源"轉型融合的趨勢。會上，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查道炯教授做了跨國能源投資的國際政治風險管理。

以下內容為中國能源網根據現場實錄整理而成，未經本人審核。

在座的各位可能都認識我，我是做國際關系的，大家這段時間都很清楚國際關系重大的事情就是貿易戰，事實上這個倒不是危言聳聽，發生在華為身上的事都會發生在任何一個你到國外去的能源項目上，不管你做的事業有多高尚，其實我沒怎么注意這個報告，這是IRENA，國際清潔能源做的報告在北京好幾個外交官讓我看這個，我看了我反饋這些外交官，他們說這里面講的是什么，這里面講的都是在電動車也好，清潔能源也好，太陽能，風能也好，每一個領域都可以成為國與國之間的地緣競爭的領域。一下子走到設備、技術、人員、礦產，礦產資源在哪里，我也建議你們看一看，還有更多的故事。

咱們還不能只是看到所謂的地緣政治，你有錢人家有油不賣給你，像伊朗這些事，這個競爭是全面的廣泛的，就包括剛才前面關總說到有形和放形，中國的企業我要做全，做產業鏈，BP怎么弄的，我們要小心這些事。

但是也不要把這些事情弄的那么可怕，根據我本人觀察的中國的能源企業，特別是油氣在海外投資運營過去20來年這種我的直觀，肯定不全面，也不是政治正確，我做國際關系，特別是北大的老師，咱們這個國家也到了一個時候，學者不要出來瞎說，說實實在在的，也不是什么良心話。

我的觀察中國的企業走出去，它的問題在四個方面：第一個我們企業尋求控股，你只要控股了你一下子就是槍打出頭鳥，你就出頭了，這個當然和我們國資委傳統上對我們企業的考核的標準有關系。第二個問題是腐敗，只要開始腐敗了，對方一定有人給你接著腐敗，接應你，還把你放大，拿了你的錢把你往死了整。第三個問題是裝備，我們在國內做不了這些裝備，比如說中石油在伊朗，伊朗市場它要的是德國的技術標準，那么我們的這些裝備達不到德國的標準，那怎么辦呢?就要上法國和德國去買，法國德國去買的話它也知道我這個設備賣給你中石油你就能賺錢，它就不賣，所以你就沒有事可以做，合同容易拿，沒有裝備是不行的，光靠練嘴皮子，搞政治學習，拍拍照片是不可能的。最后一個問題是用工，這個事情也不能全怪中方，員工之間的文化，語言溝通的交流，就這四個方面的東西。其他的是教科書里面講的，不要把國際政治看的那么復雜，就好像是別的國家一定不讓我吃飯，就因為我是中國，是文明的沖突，或者是因為我是黃種人。中資企業就是那些事，控股，腐敗，裝備，用工，其他都不是事。所謂的用工就是高度的用中國的工人。

在國際政治里面我們要廣泛的參與，特別是在所謂的貿易戰，有美國領著他的盟國把我們往外推的情況下，國與國之間要定規建制，有很多的模式我們要參與，比如說為什么世界貿易組織有一些聯合國的性質，為什么那么多的大公司BP，像(英文)它參與WTO，我們國家就認為這些國際組織只有外交部的事，沒有企業什么事，這完全錯誤。我們在能源圈里面知道原來陳清華做北京能源俱樂部主任，推動了李亞男(音)女士競爭國際燃氣，這事是必須做的事情，有精英俱樂部，有論壇，一層一層的國與國交往的東西都有企業的事，別等著外交部告訴你，外交部官員不需要做任何事，不需要懂這個國家的任何語言，他為什么給你服務呢?這個很簡單的。沒有動力為你服務。你作為企業你要主動的轉入這些東西，你主動的要去接觸，別是等著。這個是我要講的所謂的國際政治不是那么復雜或者是那么玄乎，不需要用一些外語，或者用一些理論和模式。

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盡管改革開放40多年，我們有一個和平的環境一直是全球化，國際化我們要與國際接軌，中文語境里面的國際政治更多的是翻譯過來的，而且這個翻譯要注意它原文所設計的讀者對象不是你中國，也不是中國的利益。昨天英國的金融時報里寫稀土，稀土說了一句話，鄧小平1987年到了包頭，那一次鄧小平到包頭視察講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我回頭去看了一下，這個記者是一個外國人，他這句話是大錯特錯，為什么?第一，1987年鄧小平去過包頭?鄧小平最后一次到包頭是1964年，寶鋼上馬。1987年鄧小平多大了?1988年，1989年他在忙什么。還有所謂的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這是出自鄧小平之口?都沒有。這東西來自哪里?來自所謂的不負責任的學者和記者，我們要必須知道我們有很多的這些文字的翻譯本身是錯的，或者說我們的國際問題研究的水平是非常之差。也就是說咱們把心態放平，不要老是指責什么東西，這不是你的事，你就要認認真真來做這個事，我們特別缺乏的是基于中外交往歷史的記錄、歸納，特別是行業史、產業史、企業史。我們往往又來了一些神壇化的所謂的名家名言，就像所有的東西都是基辛格說的，他哪一天說的，在什么環境說的這個我們要看到。

其實所謂的國際關系，大家可能想這到外國去怎么辦，歐美好像不行了，是不是“一帶一路”就能拯救我們了?拯救不了，肯定拯救不了，“一帶一路”所有的國家就像咱們這個國家一樣非常復雜，它對于中國的關系就像毛主席在1956年有一個講話，我們當時面臨與蘇聯對抗的環境，這篇講話到1976年毛主席去世以后才發表。他講了一個邏輯，一個國家先干什么?處理國內的關系。不因為有“一帶一路”的框架，不因為你的領導人重視，更不因為你是什么世界第二，它就要把你這個國家當回事，跟你的關聯就是它國內的這些復雜的一部分，它先是你到它那個國家去了就像1956年外國人到中國來一樣，就是這些事。很可能就像當年我們的論10大關系一樣，國內感覺競爭不好對外說。

其實貿易和投資，我們不要只想著有錢可賺，我找得上人，說得上話，然后就辦成事了，我作為一個學者在學校里上課，或者我們搞一些培訓也好，干什么?我們更多的想在投資不成的時候，這個爭端怎么弄?一個是協商，這個里面所謂的協商要么是當事人解決，要么是外交解決。中興芯片外交解決特別慘，你自己不做功課，結果就是第二個中興，只不過是規模大小。解決不了怎么調節，這個調解由來調解?有哪一些規則?這些東西都是大學里教的，北京就有，招商局那個大樓，有很多人是我們的朋友要把這個事用上，不行就是仲裁，中國我們簽了這兩個條約，都有一個前提，對方國家跟我們國家有雙面投資協議，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北京城建，利用這個條約作為工具把也門告了，也門是一個很窮的國家，但是這個事做對了?你作為一個公司北京城建我在國際市場上以什么拿合同?我依法辦事拿合同?我的腰桿硬在這個地方，我是講理，不認罰，但是我們自己有國際經濟貿易委員會，有海事仲裁委員會，有香港國際中彩中心，有北京的中心，新加坡的中心，去年全國最高法還為“一帶一路”建立了調解中心。還有訴訟，訴訟之一是去WTO。

企業應該說自己盡職調查，這是非常簡單的盡職調查表，中國和東盟有四大常用的經濟往來的制度性的安排，避免雙重征稅協定哪一年開始執行的，在我們國家稅務局的網站上，跟我們簽訂的雙邊投資保護協定這個內容是在商務部網站上找，中英文都有。《華盛頓公約》《紐約公約》這些東西都適用，這是我們特別簡單的可以去做國家層面該去做的事。

我的基本建議，我們要避免把這個可行性研究避免做成了必行性研究，同時要避免反向盡職調查，你去人家了解你是誰，我舉個例子，我跟這個人沒有私人的瓜葛，浙江有一個企業叫娃哈哈，娃哈哈要去澳洲買一塊甘蔗田，娃哈哈有很好的全國賣甜品的網絡，對方做了一件事情，是西澳政府的農業部派了在北大念書的澳洲學生去娃哈哈總部下去實習，這個學生回去報告了一件事這個生意就沒有做了，他報告了什么?他說他去了一個高層的辦公室，這個辦公室當時有職員端水上來，不小心熱水灑到他的腳上，這個高管沖著這個婦女，端水的大發雷霆，就這點事，這不是一個企業，這比什么都不行，我不能把我的土地給這家企業來糟蹋，而且他把這個引以為豪作為案例，我們去澳洲一定告訴你我們是怎么否決的，你有錢怎么了，這是反向盡職調查，人在了解你。企業要去做這些事，你要去了解人家的法規。我說這么多的意思是要去了解企業運營的歷史，那些地方它怎么處理外資糾紛的，它的條約，然后必須是企業自身的調研為主，而不是交給一些咨詢公司去做。

落實在什么地方?落實在合同，在這些合約當中對于各方的責任，糾紛處理的途徑，這個必須要有明細的規定，要不然美方對我們的指責你這也偷了，那也強迫的，這種指責任何一方都可以來，你怎么反指責?我是按照合同辦事的，這個合同是可以拿出來曬的，只有這個辦法解決。最后包括購買技術的標準，還有透明度都得寫進合同。

非常感謝，我總之說了一句話歸納起來就是說所謂的事在人為，人是我們自己，不是去批評外國人或者是指望政府，我們自己就是我們企業自己，我就說到這里，謝謝。